我创作的《竹林七贤》笔筒，是故宫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。当我从电话中获知这一消息时，我捏着话筒的手颤抖了……
    北京传来喜讯
    2006年的8月，北京很热。
    中国第十三届艺术博览会里，人们的热情更热，大厅里人挨着人。我的展位——黄山市徽州洪建华竹刻艺术中心——吸引着很多观众。我看到有个人久久在展位盘桓，从他拿捏把玩竹雕的架式，看得出是个行家。他终于对我说话了：“这么好的工艺，这么厚重的文风，应该去故宫。”我有些吃惊，心动了一下，但我不敢想：午门那么深邃幽长，一个个的门钉都有小碗那样大小，一派皇家气象。那是国家的顶级奇珍异宝收藏的地方，自己的作品能往哪儿摆？我跟他交谈起来。原来这位客人叫王宝靭，是北京工艺美术学会的秘书长。
    展会结束，凭着他的介绍，我来到故宫。工作人员见我一个后生小子，问道：“是不是大师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因为根据相关规定，必须是省级或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，才有进入故宫博物院的资格。但故宫文物管理处的梁金生主任认真鉴赏了我带去的作品，良久，他望着我说：“成不成不要抱希望。”我留下了《竹林七贤》笔筒，回到黄山后按要求寄出了材料，真的也没抱什么希望。
    没想到，九月底梁金生主任打来了电话，他高兴地通知我：《竹林七贤》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性收藏了。北京传来的喜讯是意外的，欣喜是巨大的，我捏话筒的手都有些颤抖了。
    我从事竹艺雕刻20年了，如果将作品码起来，差不多能垒入云天了吧！心血铺筑的艺术之路，其中的苦辣酸甜，只有自己知道……
    兴趣从小养成
    我对竹刻的兴趣是从小养成的。
    我的老家叫洪坑。房子沿着沟底和半坡散落着，虽然是个小山村，可村里大小牌坊有5座，明清时期出过18个进士，17个举人，还有一座很大的洪氏家庙。和徽州所有的祠堂一样，里面有许多精美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，它们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我很喜欢那上面的东西和那许多有意思的故事。
    我家的隔壁有个大牌坊，牌坊前有一对石狮子，样子威武神气，我经常骑在它们身上玩。石上刻出的一卷卷花纹是它们的鬃毛，眼睛嘴巴都刻得极好。家乡的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往我的心里去了。我照着牌坊前的狮子在筷子上刻狮子。再后来，地旁田沟里古里古怪的草根、木桩我也觉得好玩，就弄回来雕些小玩艺。至今家里还留有那时做的一只狐狸、一只飞跑的鸵鸟，背上可以插上蜡烛当灯用的。
    初中毕业，家里让我跟舅舅学木匠，我不怎么愿意。一次造房子，我从屋上掉下来，砸破了石棉瓦，落在草堆上，人吓得半死，头跌个大包。本来，除了打家具刻些花鸟虫鱼的活，其他的木工活我没什么兴趣，此时发生了“生命危险”，就乘机打了退堂鼓，家里也没再勉强我。那年我十七岁。
    木匠不做了，我得闲仍在竹子上刻刻划划。一次在屯溪老街的三友书店，我看到一本名叫《竹刻》的书，作者王世襄。看着看着我就摸起了口袋，将书买下了。后来我才知道王老先生在文物、收藏界的盛名。这本书从此白天晚上都离不开身了。《竹刻》打开了我的眼界，这里面竟藏着那么多的学问！
    “竹艺轩”开张了
    我按照书上讲的去持刀操作，越刻越上劲，甚至到了一天不摸竹子就手痒的地步。那真叫“竹不离手，刀不离身”了。父母让我去看西瓜地，我拿根竹子刻着。人都说：“这个小鬼，放着好好的木工不做，干这个事。刻的竹篼子卖给谁呀？往后靠什么活着？”这话像一只手猛推了我一把。
    那天，我找到了徽州区木雕家具工艺厂。厂长问：“你会啥？刻个笔筒看看。”按着平素刻的，我“胸有成竹”地将笔筒刻好了。厂长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说：“不错。你来吧。”
    一进厂，我直接就接活儿了。我做事认真，刻个人下棋，我要揣摩执棋的手指，文人雅士沉思的神态，是不是捋着胡须呀……牛的右前蹄向前，右后蹄也紧跟上来，这是一个错误，重心不对嘛。我观察过，还在地上“演练”过的。
    作品的所有细节要经得起推敲。刻着刻着，我就忘了周围的世界。竹子是直纹，没有纬路，得顺着竹子的性子。多少回，东西做得快收尾了，最后几刀却弄裂了。一件多好的东西没了！我敲打台面，“恨铁不成钢”呀！我恨自己的疏忽失手。大家都远远地望着我，我的样子一定很呆。后来，他们也看惯了，有时“轰”地一下笑起来，我才猛然惊醒。这时候，我发现只有刻工张红云不笑，她只是怔怔地瞪大着眼睛看着我。她喜欢我刻的东西，常问我一些问题。张红云的手伤了，我赶紧拿来手帕包扎，我和张红云就这样恋爱了。但这件事张红云的家里不怎么同意，因为我的家在山里，是穷地方。
    张红云没理会家里的态度。一年之后，我们结婚并自主创业了。我们在岩寺开个工作室，题名“竹艺轩”。250元交了房租，50块钱买锅碗瓢盆，床、桌子是借的。房子很破，外面下雨，屋里接水的瓷盆、木盆就丁冬作响。“竹艺轩”的生意倒很不错，刻笔筒、搁臂、竹屏风等，一些小老板跟在后面要货。我们两人每天不到夜里12点歇不了工。中午打盹，我就着工作台埋会儿头，讲好10分钟，到时张红云叫我，多睡一分钟都舍不得。有了点小钱，我们跑到杭州去玩，也算是对自己结婚时的补偿。结婚时没钱，婚礼是冷清的。我们去了西湖，那么多的水在一个城市的中心波动着，波纹细细的，这个城市就非常水灵。湖边的垂柳，在风里吹着真是美。其实，我的好多竹刻作品，都有这样的画面。
    林先生找上门
    那个大热天，一个颇有气派的人进了小屋，问：“谁是洪建华？”来人是美籍华人林先生，他想要一批狮子头饰的竹筷。他已经打听过了，人家将他指引到竹艺轩。
    我们谈得很顺当。林先生又要我给他一个盒子，上面要印有我的名字和作坊的招牌。我没有。林先生说，要是那样的话，价格还可以再高些。其实，一双筷子能卖300块钱，我已经觉得很“昂贵”了。那还是个不讲究包装的时代。
    林先生拿到筷子时乐呵呵的，像个大孩子。在我寒酸的作坊里，他一头汗水地捧着茶水，吹着吱吱作响的破电扇，一点也不嫌弃地跟我欢畅交谈。林先生喜爱竹刻艺术，谈吐不俗，他问的一些问题，我还答不上来。他跟我讲起竹艺的发展史，说徽州是个好地方，有这么好的基础，嘱我应全面地学习一些东西。他讲了好多令我感到新鲜的话，我心里很佩服，想少收他一点钱，可林先生不肯。他说：“这不是一般的商品。”林先生是一位顾客，但他将竹刻看高一眼，作为竹刻艺人，我将这样的人引为知音。
    没多久，我就婉拒了北京一个老板的盛情，尽管月薪开到了5万元。我明白自己应走的路。正如林先生说的，徽州是个好地方，要是我离开了这片徽派艺术的沃土，就会像失去根的竹子。
    越往下刻越难
    雕刻是件苦活，特别苦在手上。一天下来，手指痛得都拢不起来。现在，我右手的几个指头明显粗大，像是敲鼓的棰子。雕刻也是一件费脑筋的事，有时，看着刻好的一件已经满意的东西，却又不满意起来。手中的刀子又不由自主地动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一个礼拜或十几天的功夫就成了纷纷扬扬的碎屑。真是和自己过不去！我做一件东西的时候就睡不好觉，常常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怕影响了妻儿，我就独自跑到书房里去折腾。常常，越往下刻，感到越难，简直“寸刀难行”。
    有言道，“功夫在诗外”，同样，竹雕的功夫也在竹雕外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去参观各类艺术展览，还去各地跑跑，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。《竹刻》一书，我不知翻了多少遍。还看了许多图谱、资料、书籍。我有意识地钻研石雕、砖雕、木雕、玉雕等的技法。有空也翻翻唐诗宋词。家乡的牌坊还是我最爱看的，永远都看不厌。牌坊上的好几个层次，和深浮雕竹刻的布局很相似。看牌坊，不仅是看它的刀功、线条、构图、结构等，我更看它所承载的历史、文化层面上的信息。
    艺术的涵养使我的刀法有了灵气。我不断地向竹刻艺术的高峰——深浮雕攀登。《竹林七贤》《商旅图》《西厢记》《圣人泛舟》等竹刻作品就这样蘸着我的心血和汗水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近年来，国家级的金奖、银奖我得了十几个。2006年6月，我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全国青年优秀工艺美术家称号。今年收获也是很大，安徽省文化厅评我为“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派竹刻传承人”，在2007“百花杯”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，我获得了金奖……
    我会永远记住
    2006年9月29日，在京城百工坊大师茶话会上，故宫博物院梁金生主任为我颁发了《竹林七贤》笔筒收藏证书。专家们称赞我成功再现了明清竹刻艺术风采，传承了故宫的收藏脉络。专家的赞语是对我的鞭策。
    王世襄老先生是著名文物收藏家、鉴赏家，曾为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，他精通漆器、竹刻、明式家具、传统工艺等诸多领域，编写有四十多本著作。当王老先生知道了他的一本书对一个三十多岁年轻人的意义，立即表示一定要见见我。九十多高龄的王老，多年来对于来访者大多是谢绝的，这回破了例，我深为感动。
    那次，王老先生嘱咐我“艺无止境”，多少年了，我已经懂得这四个字的分量，我会永远记住老先生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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